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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裳辑存自家日记,王安忆整理评说茹志鹃日记,徐德明、易华注疏“老舍自述”,三者对自述文本的“编”、“注”及其中的“闲笔”,呈现出作家的自述文本与编注者的阐释介入贯串交织的样态构型 ;将“注疏”嫁接于现代学术流脉,重构注释与正文的关系,从而引动了作家自述的文体型变,且极大唤醒了“注疏”的修辞潜能。黄裳、王安忆、徐德明在自述文本上的编注实践与诗学阐释,与目下相关研究热潮与学术规范不乏扞格处,正可照见后者的限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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