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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报告内部稿( 总第 2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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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报告内部稿( 总第 20 期 )

时间:2009-11-13 13:42:40 浏览次数:3

( 仅供形势教育和教学教研参阅 , 请勿转载翻印 )

2009 年 3 月 23 日 第 3 期 ( 总第 20 期 ) 时事报告杂志社印教学重点专题教师参阅资料之三:

2009 年 3 月 28 日是西藏民主改革 50 周年的纪念日。按照《2009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关于“以重要纪念活动为有利契机,广泛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要求,我们特邀藏学专家喜饶尼玛教授,就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藏传佛教与活佛转世制度、农奴制下的罪恶、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来的伟大成就以及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等几个方面做全面系统的讲解。

喜 饶尼玛 教授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1997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喜 饶尼玛 教授长期从事近代藏族历史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出版和发表多部专著。

西藏的历史与未来西藏的历史与未来

50 年前的 3 月 28 日,在西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封建农奴制被彻底废除。以此为发端,西藏这片古老的土地步入了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了纪念 50 年前西藏发生的这场伟大历史变革,今年年初,西藏自治区人大将 3 月 28 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一举措受到西藏各族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西方反华势力和分裂主义分子却不断抹黑中国,在人权、宗教、民族、环境等问题上编造攻击和歪曲中国的西藏政策。因此,在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的同时,我们有必要一起回顾西藏落后的昨天,感受西藏和谐的今天,展望西藏璀璨的明天,进而认清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牢固树立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信心,强化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决心。

西藏历史上始终随祖国的脉搏而跳动

西藏自治区简称藏,地处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青藏高原。它南隔喜马拉雅山脉,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国接壤。北部和东部与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为邻,是我国西南边疆的一个重要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青藏高原海拔很高,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世界第三极。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海拔 8844.43 米,是世界最高峰。高海拔地区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氧,尤其是冬季,西藏地区的缺氧量能达到 40% 以上。西藏自治区的面积为 122 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8,在中国各省区中,面积仅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第二位,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卢森堡 5 国面积的总和。西藏是我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天然屏障,也是我国的一个战略要冲。全区总人口为 281 万人(2006年末数字),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21 人,人口分布也很不均衡,多数人口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其中藏族人口占 95%,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地方。在西藏自治区,除藏族外,还有汉、回、门巴、珞巴、纳西、怒、独龙等十几个民族世代居住。

我国有 56 个民族,有 5 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西藏自治区是其中之一。西藏自治区成立于 1965年 9 月 1 日,是我们国家 5 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当中成立最晚的一个。除了西藏自治区外,我国还设立了 10 个藏族自治州。这 10 个藏族自治州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省,其中青海省占了 6个,甘肃省有 1 个,四川省有 2 个,云南省有 1 个。达赖喇嘛一直以来所宣称的所谓“大藏区”,指的就是西藏自治区再加上其他四省藏区的这么大一片区域,将近 240 万平方公里,占了中国领土面积的1/4。

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是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国家政治制度进行划分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相应的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大家知道,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有自己历史上形成的特点,就是大杂居和小聚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而独创的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自身国情的国家制度。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在的藏族。公元 7 世纪初,唐王朝(618 - 907 年)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同一时期,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奠定了吐蕃与唐朝 200 余年频繁往来、“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这一时期嫁入吐蕃的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为加深汉藏人民的和睦关系做出巨大贡献而被传为千古佳话。今天,记载唐蕃之间亲密往来的石刻“唐蕃会

盟碑”仍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

公元 842 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平民起义和被奴役部族的反抗而瓦解,在吐蕃本部地区出现了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他们互相征伐,混战局面持续了约 400 年。

1206 年,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 年,蒙古汗国王子阔端与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 · 贡嘎坚赞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晤,萨迦班智达代表西藏地方势力与蒙古王室定下了西藏归顺的条件,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

1271 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 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14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逐渐衰落。1354年,以降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帕竹时期,元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

1368 年明朝建立后,除承袭元朝统治西藏的制度外,又采取了多封众建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实际上就是广泛联络西藏的各个教派。这期间,西藏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不同的教派为了得到中央政权更好的待遇,往来朝贡络绎不绝,非常热闹。

1644 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1652 年,五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顺治皇帝。1653 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1727 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正式勘定的。1721 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1750 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1793 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 100 余年,二十九条章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1911 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 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1914 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7 年成立后,1929 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 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西藏地方政府也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西藏地方政府多次选派官员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中华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以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任职,就是经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一;西藏各阶层僧俗人士和各地藏族领袖也表示坚决支持。从此,西藏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4 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 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9 年 3 月,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同年 3 月 28 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了翻身解放。又经过几年的稳定发展,1965 年 9 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综上所述,从元朝开始西藏纳入到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中央政权对西藏的主权管辖从来没有放弃过。尽管有 19 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入侵,有清朝中央政权的腐败无能,有民国时期和南京政府执政时期的国事孱弱,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主权管辖从来没有丧失。

藏传佛教与活佛转世制度

藏传佛教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种宗教,它是佛教的一支,也被称之为藏语系佛教。为什么叫藏语系佛教呢?因为目前世界上佛教有几个主要的支派,分别是藏语系佛教、汉语系佛教(就是在我国内地传承的佛教)以及巴厘语系佛教(也叫小乘佛教,主要流传于缅甸、泰国等国家,以及我国云南省的一些地方)。公元 7 世纪以前,西藏的宗教主要是苯教,类似于萨满教。7 世纪以后,佛教从印度和内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然后与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苯教进行了长期的争夺。西藏历史上曾经有过灭佛运动,后来西藏的统治阶级为了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将苯教与藏传佛教不断融合,到 10 世纪,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宁玛派 ( 形成于公元 11 世纪,是藏传佛教中最早产生的一个教派 )、噶当派(创建于 1056 年)、萨迦派 ( 创始于 1073 年)、噶举派 ( 创始于 11 世纪)和格鲁派(创建于 1409 年)等五大教派。因此可见,藏传佛教是一种多教派的佛教,格鲁派只是五大教派中的一个宗派,十四世达赖喇嘛也只是格鲁派十四辈活佛中的一个活佛,在他以前还有十三辈活佛。因为格鲁派里面还有其他的活佛系统,比如说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哲卜尊丹巴转世系统、帕巴拉转世系统、章嘉转世系统等等。所以说十四世达赖喇嘛只能算是达赖喇嘛这个活佛转世系统的代表之一,他不能代表整个格鲁派,更不能代表整个藏传佛教。

达赖喇嘛拥有的地位是怎么来的呢?这得从五世达赖喇嘛说起。清顺治时期,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意思是说在你达赖喇嘛所管辖的地盘上,所有的佛教由你来管理。

藏传佛教里为什么达赖和班禅的影响最大?因为达赖和班禅这两大系统都是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亲传弟子,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极大重视,他们的封号都是由皇帝授予的。在格鲁派的活佛里面,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宗教上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历史上他们也曾经互为师徒。藏传佛教认为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额尔德尼是无量光佛的化身,活佛与活佛之间是平等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所处的政治位置、拥有的领地势力范围不同。活佛转世制度为藏传佛教所独有,最早产生于噶玛噶举派。活佛转世最初的目的是确定寺院的首领,以解决寺院财产继承问题。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再结合佛教的三神理论,产生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自从噶玛噶举派开创活佛转世,迄今为止,在藏传佛教传播的地区,大约有上千个活佛转世系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达赖和班禅活佛转世系统。

活佛转世制度中寻访转世灵童的过程非常复杂,但都要遵循最基本的两条:首先寻访转世灵童有一定的宗教仪轨,其次是必须遵守历史定制。活佛转世通过宗教仪轨寻访出来以后,还需要由中央政府批准,才能正式坐床,从而成为活佛。在达赖和班禅的活佛转世中,至关重要的一条是由清乾隆皇帝确定的以金瓶掣签为标志的中央政府批准程

序,至今仍在沿用。这里以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为例,对活佛转世制度中寻访转世灵童的过程做一个简单介绍。

1933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寻访转世灵童的人在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的当采村找到了拉木登珠,认为藏族农民祁却才仁和妻子德吉才仁五岁的儿子拉木登珠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拉木登珠的家乡离西宁市很近,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历史上这里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1939 年 10 月,拉木登珠坐在象征达赖喇嘛地位的黄轿子里进入拉萨,摄政热振活佛认定其为转世灵童,并赐其法名。1940 年 2 月 5 日,国民政府特准灵童拉木登珠免于抽签,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40 年 2 月 22 日在布达拉宫东大殿举行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现在活佛转世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实行,国家和自治区各级政府充分尊重这一制度。1995 年经金瓶掣签,并报中央政府批准,完成了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坐床这一佛门盛事。

农奴制下的罪恶

西藏在 1959 年之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封建农奴制,特别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一种畸形的社会。

所谓畸形社会,从两个数字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数字是 95% 的人是农奴和奴隶,另一个数字是 5% 的人是农奴主阶层,包括三大领主,即僧人、贵族和官员。西方一些人和达赖集团在所谓的“替藏人争人权”的同时,把旧西藏描绘成为“香格里拉”。达赖喇嘛就曾说:“过去我们雪域西藏在佛光的照耀下,人们安居乐业。”试问在 5% 的人占有着 95% 的资源,而 95% 的人只占有 5% 的资源这样一个极端不公平的畸形社会里,人民又怎么可能安居乐业呢?可见达赖的这番话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在旧西藏,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那时的农奴除承担繁重的劳役赋税外,还必须向主人交纳人头税注1,以表明人身依附关系。藏语里把这种依附关系叫做“米杂”,意思就是“人根”注2。这些特定的词语反映出了这样的人身依附关系: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农奴成了其私有财产,被随意支配。农奴主可以根据其属民的财产情况、劳动能力和年龄性别等条件决定交换价值和标准。农奴“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封建领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属民无偿或有偿地转让给其他领主。属民在被转让后,其人身就完全依附于新的领主,这种转让属民的行为通常附有在旧西藏的法律上合法有效的契约。被转让的属民在转让后要无条件地为新领主支付差役和交纳税金。

领主还可以将属民用于抵债。当属民无力偿还债务时,往往被迫将亲人送给债主以抵偿债务。买卖农奴的现象在旧西藏更是屡见不鲜。

法国著名探险家、藏学家达维 · 尼尔曾三次到西藏。她对旧西藏农奴的苦难有着深切的感受。她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我旅行时身上穿的是藏袍,开口讲的是藏语,因此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讲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像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主人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后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注3 由此可见,旧西藏的农奴已不是作为人存在,而是被等同于物,根本无任何权利可言。旧西藏的法典将人分为不同等级,严格区分尊卑贵贱,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旧法典注4 明确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中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办事大小而定”。其中,上等人包括藏王、大小活佛和贵族等;中等人包括商人、职员、牧主等;下等人包括农奴、铁匠、屠夫等。据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的一份《不准收留铁匠后裔的报告》记载:“过去凡是出身金、银、铁匠和屠夫等家庭的均被视为下等人,不能在政府里做事,不能抛头露面,也不能和其他家庭通婚。”1953 年,堆龙德庆县有一个铁匠的后裔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身边做事,当达赖喇嘛发现他是铁匠的后代时,便立即将其赶走。旧西藏法律还规定各等级人之间的“命价”是有区别的。法律规定:王者“命价按尸量黄金。”也就是说,上等上级人的命是无价的。中等人的命价为“三百至四百两”黄金。至于下等人的命价,法律则规定:“猎户、铁匠、屠夫等,被杀命价一草绳。”在封建法律划分的三六九等人中,广大农奴、奴隶和下等人的命价最低。从旧西藏政府机关的情况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贵族的大本营”。旧西藏大贵族的子弟一出生,就获得四品官衔,十七八岁就可以出任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要职务。而“下等下级”的农奴则根本没有参政、议政、选举、监督的权利。怪英国人查尔斯 · 贝尔说,贵族与僧侣盘踞着旧西藏政府的重要位置注5 。旧西藏的法律不仅按等级规定命价,而且还按等级定罪量刑。对于农奴、奴隶和下等人犯上的行为,法律的惩罚格外严厉;而对于上等人侵害下等人的行为,法律则又另当别论。例如,下等人如果与上等人发生争执,则要拘捕下等人。“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十三法典》第三条)。再如,对于下犯上的行为处罚从重,而对于上侵下的行为处罚从轻甚至免责。“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者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十三法典》第八条)五世达赖喇嘛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十四世达赖家族当年管理的一个小村庄,10 年间就有 11 个农奴被打伤致残,有的人重伤致死。在旧西藏这样的事是不鲜见的。

旧法典不但对广大农奴犯上的行为实行无罪亦罚,轻罪重罚的原则,而且刑罚极为严酷和残忍。《十三法典》第四条“重罪肉刑律”中规定的肉刑有: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死等。英国人大卫 · 麦克唐纳在谈到当时的西藏法律时说:“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体干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即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 5 分钟开始下沉,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肢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入河中,随流而去……其他酷刑,如将罪犯由山崖抛掷于大石之上,又有尸刑及凌迟刑。”他还谈到了断肢刑、剜眼刑、刺指甲刑等注6。解放前,许许多多的农奴和奴隶就死在这些残酷的刑罚之下。在宗教信仰领域,旧西藏民众也无自由可言。这表现在:①农奴被迫支应那种一家数童得抽一童入寺当喇嘛的僧差。②有的领主许愿或还愿新建寺庙,恐无人为僧或寺僧过少,强迫百姓为僧。③一些农奴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送子女入寺为僧尼。而这些僧尼便成为寺中的奴隶,并无多少时间参加真正的宗教活动。有人当了一辈子喇嘛,却连起码的佛教知识也不懂。④ 旧西藏教派之间的矛盾是普遍的,当权者拉一派打一派,造成许多僧尼思想上、政治上受压抑,缺少安全感、自由感。⑤ 妇女受歧视,许多寺庙禁止她们进入某些殿堂。

大量近代史档案表明,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用人体器官进行宗教活动的情况经常出现。保存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里的、上世纪 50 年代初旧西藏地方政府一个官员写给热不典头目的信件就记述着这样的内容:“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时抛食,急需温肠一副、头颅两个、各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我们可以想象出那是怎样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恐怖时代!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封建农奴制下,西藏社会经济日益萎缩,社会文化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据档案记载,1950 年西藏没有住房的人口占 90% 以上。人口仅有 3.7 万的拉萨,乞丐就有四五千人。

阿沛 · 阿旺晋美曾感慨地说:“记得在 40 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注7

废奴 50 年,西藏展新颜

1959 年 3 月,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被永远地废除了,西藏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直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的农奴挺起了腰杆,翻身做了主人。民主改革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开启了中国特点、西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建设准备了条件。在民主改革奠定的现代社会制度基础上,作为后发地区的西藏真正迈上了跨越式发展的道路。鉴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非常薄弱,生态也非常脆弱,中央先后四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针对西藏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具体情况,先后提出了“加快西藏发展”、“实施跨越式发展”和“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同时确定了对口支援西藏和全国支援西藏的大政方针,并结合西藏实际,制定了诸多有利于西藏发展的优惠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西藏比较系统地大规模开展对口支援建设。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时候实施了 43 项工程。1994 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时候确定了 62 项工程。2001 年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时候,又规划了包括 117个项目的工程。从 1989 年到 2008 年,西藏的经济发展保持了一个高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态势,GDP 增长保持在 12% 以上。

普及教育是实现藏族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重要途径。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小学,占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 2%。如旧西藏一个大贵族在达孜的庄园里,581 人中竟有 550 人不识字。识字的 31 人中绝大多数是领主、领主代理人及其子女,还有几个僧人。注8 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国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到2006 年 9 月,西藏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已达到 53 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6.5%。注9 西藏不仅有了自己的硕士、博士,而且有了一批享誉全国的专家、学者 注10。如今国家不仅在西藏实行免费教育,而且还对边远、偏僻地区的小学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穿)政策。在中央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建立了农牧区中小学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提高了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免收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作业本,对农牧区学生实行以“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为主要内容的“三包”政策,“三包”经费每年支出额达到了 3.3 亿元人民币。

前些年一些专家在西藏江孜县一个叫班觉伦布的村子做了个调研,当村里人被问及对孩子上学的满意程度时,除一户没回答外,有 22 户表示非常满意,21 户表示满意注11。 这个村子共出了几十名乡级领导以上的国家干部。可见,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群众参政议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2008 年,在西藏的自治区、地(市)、县、乡(镇)四级换届选举中,全区有 95%以上的选民参加了县级直接选举,有些地方选民参选率达到 100%。在选举出的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所占的比例,在自治区和地市两级达 80%以上,在县、乡 ( 镇 ) 两级达 90%以上。从 196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到现在为止,自治区政府的历任主席都是由藏族公民担任的。 过去西藏公路运输不仅成本很高,而且还没有保障。如在青藏铁路未开通前,在西宁 160 元一吨的煤,运到拉萨竟要 640 元。一些在内地上学的藏族学生,每逢假期就要为回家的事情头疼。因为那时候路费实在是太贵了,从北京到拉萨往返的飞机票要 5 千多块钱。而坐汽车的话既耗时间,又要担心沿途的危险。现在通了铁路就非常方便,而且买硬座车票的话,只需几百块钱就够了。青藏铁路建设的整体投入是 300 多亿,6 年的建设工期,整个工程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难题。

上世纪 80 年代,在西藏打长途电话还很不方便。如今的西藏,基本实现了“县县通光缆、乡乡通电话”,乡镇密集的政府所在地和有村子的地方几乎手机都能通话了。还有医疗卫生,最突出的进步是人均寿命,旧西藏是 35 岁左右,现在则达到了将近 70 岁,这些成就很能说明问题。

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一政策在西藏得到了很好的执行。目前,西藏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 1780 处,僧尼 4.6 万多人,占西藏全区人口的将近 2%。各大寺庙的学经、辩经、受戒、灌顶和学经考核晋升学位等一切宗教活动都能在国家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正常开展。信教群众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次以上。由此可见,西藏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切实的保护与尊重。

50 年来,国家对西藏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抢救和整理,出版了《大藏经》等佛教经典。累计投资 7 亿多元维修了 1400 座寺庙、文物古迹和宗教活动场所。同时,广播、电视、通信、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手段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要想知道西藏老百姓是否满意中央的政策,不能只看少数人是怎么说的,而要听听占西藏人口80% 的农牧民是怎么说的。一位藏族农民曾由衷地说:“现在制度好,政策好。我们大家都欢迎,都拥护。有办法、有能力的人家,过得红红火火;缺办法、少能力的人家,也过得饱饱暖暖。有的人富得快点,有的人富得慢点,快点慢点,都在向好日子走着。为什么?因为有政策在那里管着,有政府在那里看着。困难,有求援的地方;委屈,有诉说的地方。冷了热了,有人关心照顾;病了伤了,村里派人送到医院治疗。这种日子旧社会有吗?我没有听说过,我爸爸也没有听说过,也许故事里有。”注12

当然,我们并不能说西藏发展面临的所有的问题都已解决了,但谁要说国家对西藏的政策不好,或者说西藏广大群众对国家的政策不满意,那就是极不符合事实的。难 怪 世 界 著 名 的 纪 录 片 制 公 司DISCOVERY 频道节目主持人吉米到过西藏后会说西藏的“文化非常优美,很有人情味,他们好极了。你能看到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这是非常难得的。”注13 今天的西藏,正在向更加宏伟的目标进发:到2010 年力争农牧民人均收入进入全国中等行列;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在本世纪中叶同全国人民一道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西藏的未来,已经画出了一幅十分清晰的宏伟蓝图。

就在西藏各族人民一心一意保稳定促发展的时候,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却勾结起来,不断抹黑中国。他们在人权、宗教、民族、环境等问题上编造攻击和歪曲中国的西藏政策。他们还经常用西藏的发展来做文章,诬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破坏了西藏的宗教和社会传统。尤其是今年以来,他们大搞歪曲宣传,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严重侵犯了人权”。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在旧西藏百万农奴毫无人权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西方人权卫士为何都鸦雀无声?而当西藏人民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西藏各方面取得历史性进步时,他们却又跳出来指手画脚,抛出一个个荒谬的奇谈怪论?还是美国总统林肯说得好,当牧羊人赶走了狼,羊和狼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国际反华势力之所以“关心”西藏问题,根本就与道义无关。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强权和霸权。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手段,在中国煽起民族情绪,激化民族矛盾,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分裂中国的险恶目的。

我们必须清楚,“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宗教问题或者民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一个关系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问题。中央对此早已表明态度: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主权问题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无论打着什么旗号,妄图以“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

实际上,在 20 世纪初的藏语词汇中本来就没有“独立”这个词,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从本质上讲,完全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开始觊觎西藏。18 世纪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以通商的名义,把西藏周边的不丹、锡金等地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1888 年和 1904 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争。前些年冯小宁导演拍的一部电影叫《红河谷》,讲的就是西藏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江孜保卫战的故事。当时侵略者使用的是洋枪洋炮,西藏军民手中只有土枪土炮。英国侵略者凭借着优势武器,杀害了成百上千参加战役的藏族同胞,包括僧俗群众和官员。英帝国主义在武装入侵西藏失败后,便开始在西藏上层中,培植起一股亲英分裂势力。历史上,达赖和班禅互为师徒,关系一直很好。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失和,两大寺院势力集团之间产生了矛盾。1923 年,第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一直到 1937 年在青海玉树圆寂,也没能回到西藏。这都是英帝国主义的挑唆造成的结果。

1913 年,英帝国主义策划了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英国首次提出了所谓“西藏宗主权”的问题,就是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绝对的主权,而提出了一个“宗主权”的概念。这个宗主权有一定的外交和军事的权利,但是整体上它把西藏分为内藏和外藏。他们所谓的内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四川、青海这一带,由中央来管;所谓外藏就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是相对独立的、有一定主权意义的一个地方。当时的民国政府尽管孱弱无能,但是对于会议签订的西姆拉条约,既没有承认,

也没有签字。

二战之后,美国开始涉足西藏事务,而且他们开始派遣一些情报人员,策动西藏地方政府搞商务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美国人就在他们持的所谓“西藏国”的护照上给他们签证。1949 年他们还搞出了“驱汉事件”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反分裂斗争也有过几个比较尖锐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围绕着西藏和平解放,就是 1951 年“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大家都知道,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一个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当中的重要内容,就是人民解放军进藏,然后西藏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协议规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历史地位不变,才使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得以回到西藏。没有“十七条协议”,达赖和班禅之间因英帝国主义制造的矛盾就不可能化解。当时围绕“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进行过一场非常尖锐的斗争。西藏的上层少数反动分子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反对西藏民主改革,也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1949 年的驱汉事件,就把国民政府派驻西藏的办事处驱逐出西藏。达赖喇嘛那时候还很小,没有亲政,当时的西藏摄政是一个亲帝分子。中央政府做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决定之后,就请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来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但他们迟迟不派代表。而且达赖喇嘛当时跑到了亚东,准备伺机离开西藏逃亡去印度。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同藏军在昌都打了一仗,这就是昌都战役。昌都战役一打响,号称受过英式训练的藏军一触即溃,人民解放军只用了两天就将昌都拿下了。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 · 阿旺晋美从大局出发,力主西藏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昌都战役,使西藏进步的上层势力感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威力,也看到了中央政府的诚意。所以在他们的推动之下,摄政下台,年仅 16 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然后达赖喇嘛派出以阿沛 · 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西藏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1951 年 5 月 23 日,双方经过反复协商,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当天晚上,毛主席在怀仁堂举行宴会,宴请双方代表,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54 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向毛主席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法轮,铭文写着,“1954 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贡献千幅金轮,即表无上颂祷”。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达赖喇嘛欣然接受了这一职务。

会议之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又赴全国各地参观。1955 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写了一首《毛主席颂》。在这篇赞文中,他把毛泽东主席比作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战胜帝国主义的大鹏,称颂毛主席解开了人民的枷锁,指示了和平的道路,祝愿伟大的领袖像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

西藏工作进展很好,年轻的达赖喇嘛也积极投入到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工作当中去。但是为什么1959 年他又叛逃了呢?这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实际上,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到拉萨之后,他周围的旧贵族,坚持反对民主改革的那些人,始终都在鼓动和劝说他不要进行民主改革。1956 年冬天,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应邀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 年的纪念活动。逃亡到印度的一些主张独立的西藏地方政府前官员,包括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从一开始就勾结帝国主义,策动达赖喇嘛留在印度搞“独立”的阴谋活动。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期间,连续 3 次在新德里同达赖喇嘛谈话,传达毛主席关于6 年内(1957 年至 1962 年)西藏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指示,语重心长地劝导他消除顾虑。1957 年 3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西藏工作会议,研究具体贯彻执行“六年不改”方针的有关问题。会议明确提出:从今年起至少六年以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以内,在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六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在此期间,西藏的工作有可为和不可为的两个方面,可为的方面:一要继续进行和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以达赖集团为主要对象;二要继续注意培养藏族干部;三要继续办一些群众欢迎的,上层同意的,而我们有条件办的,能够对群众发生积极影响的经济、文化事业;四要继续坚持把国防、外事和国防公路等事项置于中央管理之下;五要经过各种适当方式,向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对分裂活动。不可为的方面:一是停止和结束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二是不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三是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四是不办并非西藏上层和下层迫切要求和同意的建设事

宜。达赖喇嘛最终放弃了留在印度的打算,回到了西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周围的反动势力一直包围着他,他那时候只有十几岁。尽管“十七条协议”签订了,人民解放军进藏了,但是西藏反动上层分子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在西方敌对势力,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之下,在1959 年发动了武装叛乱。

1959 年 3 月,当时西藏军区礼堂刚刚建成,军区歌舞团排练了一些新的节目,达赖喇嘛自己提出来想去看演出,于是军区就做了安排。但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却借机造谣说汉人要绑架达赖喇嘛,要把他裹挟到内地去。一些人还把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驻地)包围了,煽动群众,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果断决策,很快就平定了叛乱。同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结束了作为农奴主个人财产而被买卖、转让、交换、抵债的悲惨命运,翻身得到了解放,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西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上世纪 80 年代末,也就是 1987 年到 1989 年,平息了拉萨骚乱的这场斗争这又是一个斗争非常尖锐的时期。达赖喇嘛从 1959 年叛逃到 1979 年这段时期,基本上跟中央政府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他在国外成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十几年来一直在骚扰我国边境地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达赖在美国的支持下,策动一些人到联合国去搞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中美建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达赖喇嘛感到自己获得的支持和关注越来越少,于是在 70 年代末的时候,他提出希望跟中央联系。

到 80 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冷战逐步趋向终结,美国总统卡特开始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在这一框架下,美国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所谓的民主人权问题等列到了对华战略当中。于是达赖喇嘛就成了一张可以利用的牌。

1959 年到 1979 年这 20 年间,达赖喇嘛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他几次想去美国,但都被拒签。1979 年,达赖喇嘛第一次窜访美国,那个时候他的调子还比较低。但 1986 年他去美国时就不一样了,美国国会的议员开始接待 他。1987 年 9 月,达赖喇嘛再次访美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给他提供了一个讲台。9 月 21 日,他发表了一个关于西藏的“五点计划”,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把西藏作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建立所谓的和平区,其实质仍然是英帝国主义在西姆拉会议上炮制出来的“宗主权”的概念。他说在和平区和缓冲地带建立之前,中国政府可以在西藏保留少量的军队。达赖喇嘛发表这个演讲几天后,9 月 27 日,拉萨就首次出现了僧人上街游行,到 10 月份就演变成较大规模的骚乱。1987 年的拉萨骚乱跟达赖集团有着直接的关系。

1987 年、1988 年、1989 年,将近 3 年的时间里,拉萨大大小小的骚乱事件不断。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它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就是 1989 年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危机,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在一个低潮。1989 年 6 月,北京发生“六四风波”。1989 年年底,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9 年 3 月,拉萨因骚乱而实施戒严。但是,骚乱的范围基本上局限在拉萨。1989 年 5 月,拉萨解除戒严之后,中央对西藏工作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这样一个则。至今在西藏的工作当中,还是延续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政策。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件大事,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三个确保,就是确保西藏的稳定,确保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确保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平息 80 年代末的拉萨骚乱,这是反分裂斗争的第三个比较尖锐的时期。

2008 年的“3·14”事件,可以算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分裂斗争的又一个比较尖锐的时期。2008 年,在中华民族迎来百年期盼的奥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非常好的形势,西藏自治区的形势也很好的情况下,敌对势力感觉到了威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自然不甘寂寞。因为他们已经很着急了。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已经 49 年了,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达赖集团感觉到机会越来越少,加之其内部地域之间的矛盾新老之间的矛盾,教派之间的矛盾,家族之间的矛盾等,各种矛盾越来越多,于是,他提出“2008 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加上西方反华势力妄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于是他们相互利用,发动了这次的 3·14 打砸抢烧事件,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次事件出来以后,达赖喇嘛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跟暴力事件切割开,他不断宣称自己是主张和平的,以及鼓吹“中间道路”等主张。但实际上他的分裂国家的政治诉求始终没有改变。可以想见,今后围绕这方面的斗争还会很尖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是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的后台,这是非常清楚的。前面提到二战以后,美国开始介入西藏问题,到拉萨 1959 年发生叛乱时,它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提供电台,提供训练武装,引导达赖喇嘛外逃。这些在美国中情局这几年公开的一些档案里面,都已经提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实际上达赖集团是西方在冷战当中遏制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一个工具。冷战之后,在西方对华整体战略当中,依然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利用。特别是在同中国的意识形态较量当中,依然把它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的一张牌来打,这个恐怕也会长期继续下去。

9·11 之后,反恐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而且中国在国际反恐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西方不能忽视的。正是在那段时间里,达赖喇嘛非常害怕自己被边缘化、被冷淡,他需要寻找各种机会来制造出一些问题,以寻求西方的支持。西方一些政客则接受达赖喇嘛的窜访,为他提供讲台,宣传他的主张,扩大他的影响。美国国会在 2007 年颁给达赖喇嘛一个金奖。他们颁发这个奖所选择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刚好是党的十七大召开的时间。美国总统布什还接见了达赖喇嘛。他们抬高达赖的声望,授予他各种称号,其险恶居心,昭然若揭。加拿大藏学家谭 · 戈伦夫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本国的利用以服从他们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注14 一位外国政治家 2008 年 3 月 28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能够成为在世界战略扑克游戏中对付中的一张王牌。”还有一些西方媒体、NGO 和艺人等的大肆吹捧,也使达赖喇嘛的声望在不断提高。那些媒体去年都暴露出来了,包括 CNN,实际上他们一贯就是这样做的。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一边倒地鼓噪,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可以想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美欧等西方国家一方面会很重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不会轻易改变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这样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将继续把涉藏问题作为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分化中国的一个突破口,还会不断提升涉藏问题在对华战略当中的位置,应该说这方面的斗争将会是长期性和复杂性的。我们从美国在其国务院设置所谓的“西藏问题”协调员这件事可以看出些苗头。这个协调员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设立的,开始是司局级,后来提升成副部级。这就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欧盟原本也想设立协调员,但由于其内部在此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也就没有搞起来。美国充当了西方反华势力在所谓“西藏问题”上的一个领头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十四世达赖喇嘛,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清楚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1950 年 16 岁亲政,1954 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1956 年担任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1959 出逃到印度,直到1964 年他的人大副委员长才被免掉。中央对达赖的政策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刚刚离开的时候,当时中央还希望他能够认清形势。当时毛主席对达赖喇嘛提了两个赞成。第一个是赞成国家统一,就是爱国;第二个是赞成改革,

就是西藏一定要改革,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是绝对不能保留的,如果赞成这两点,我们还是欢迎达赖喇嘛回来的。当年,毛主席说达赖喇嘛身边有当时策动叛乱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再加上国外的一些反华势力的干涉,他是不会回来的。毛主席说,他不回来也没有关系,无非就是在外头骂娘,我们共产党已经被骂了三十多年,再加一个达赖也无所谓。当时毛主席说,你现在是二十几岁,再过 60 年,你 85 岁了,我想你还是想要回来的吧。

实际上,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叛逃之前,中央一直在争取他站在爱国的立场上。前面讲到从 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藏,到 1959 年这 8 年的时间内,中央一直没有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而大部分的时间是采取统战的方式来做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在西藏建立小学,开展医疗和救助一些贫苦的农牧民和奴隶,做的都是这样的基础性的工作。到 1959 年达赖喇嘛外逃后,西藏才开展了民主改革。百万农奴以及像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这样的一些爱国上层人士,对民主改革非常拥护和支持。达赖喇嘛流亡国外这么多年,实际上也在不断地调整策略。一开始他把“西藏独立”的调子唱得很高,后来又变换策略,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他开始跟中央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却又不断向国内藏区渗透,派人搞了各方面的活动。近几年他也是打着“谈判”的旗号,不断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争取西方支持。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达赖喇嘛所有的亲属基本上都回过国,而且他还派私人代表跟中央进行接触、商谈。但他们在与中央接触的过程当中始终是围绕着“西藏独立”来兜圈子。1989 年,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立刻就变了脸,认为中国可能会在五到十年间发生像苏联那样的变化。因此,他就放弃了与中央的接触商谈。

90 年代以后,中国发展很快,形势也越来越好,达赖喇嘛便又提出要恢复接触商谈。

2008 年 11 月 5 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央政府代表结束了又一轮的接触商谈。自 2002 年达赖喇嘛要求恢复接触起,这样的接谈已经进行了 9 次之多。与以往相似的是,双方都认为,这次接谈依然没有形成任何实质进展。

达赖集团内部在由谁来作为代表跟中央接触的问题上也有很多的矛盾,原来派的大多是他的亲属,包括他的二哥和他的姐夫都曾经作为代表回来过。现在的所谓特使,实际上都是最初建立“藏青会”的骨干,现在又是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的常客。中央的政策立场,或者说政策底线已经很清楚了:一是在达赖喇嘛放弃其错误立场的前提下,可以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讨论达赖喇嘛个人的前途问题;二是不可能和所谓的“流亡政府”进行对话,所谓的“流亡政府”是非法的。可以说我们与达赖集团的斗争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了。当然,中央接谈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着的,我们也希望达赖喇嘛如佛教所讲的那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舍此,任何要搞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的企图,都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实际上,中央政府和他接触商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回到爱国立场上来,对国家,对藏族,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我们和达赖集团的斗争不是信教不信教、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对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达赖喇嘛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作为分裂主义集团的头子,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因为至今在“流亡政府”的所谓“宪法”当中,明确规定达赖喇嘛是他们的最高国家元首。作为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这个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作为西藏制造动乱的根源,从 1959 年叛乱到 1987 年的拉萨骚乱,一直到 2008 年的“3·14”事件。达赖集团披着宗教的外衣,使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的建立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可以说,参与骚乱的极少数僧人,他们就连最起码的公民的准则都没有做到。

现在达赖喇嘛也在一些场合暗示未来“接班人”的问题。达赖喇嘛说,如果藏人需要,他就会转世。他的转世灵童“可能是小男孩,也可能是小女孩。女孩子更富有同情心,但是也比较容易独断专行”;而如果藏人认为不再需要达赖喇嘛转世,那么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这种说法是违背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的。他的前世没有一位这样说过。这件事并不难办,因为有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另外我们国家宗教局颁布有《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按照这个办就是了。如今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基层的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对国家现行政策的拥护都是非常鲜明的。所以达赖喇嘛的种种挑唆、煽动,不可能被广大藏族老百姓所认同。而且他的这种煽动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去西藏的人越来越多,所有客观的人、能够尊重现实的人都会对西藏的发展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包括现在不少外国人,他们也开始醒悟。例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谈到过去:“我们完全被这位想通过祈祷和微笑改变世界的老人所征服。在他面前放弃批评性思考。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历史,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时候,西藏仍是农奴制这一制度,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才被废除……如果我们在西藏只看到达赖喇嘛的微笑,那么就说明我们看重的是西藏给我们带来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西藏本身。”

今年的 2 月 25 日是藏历土牛新年,全国各地的藏族群众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但是,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达赖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依然鼓吹“西藏独立”。“藏青会”等激进“藏独”组织宣布取消庆祝活动,将 2009 年定为“黑色之年”,并组织了多起抗议活动。达赖集团的恶劣行径,只会促使它更快地走向灭亡,被人民唾弃。因为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会站在一起,坚决反对西藏独立,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作出自己的贡献。正如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向巴平措所说的:“50 年的沧桑巨变,50 年的辉煌成就,让西藏各族人民明白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西藏各族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是与祖国大家庭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发展西藏、繁荣西藏、稳定西藏,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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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旧西藏规定:农奴按人头交税,以示其人身就属于该领主。

注2 人身依附关系被称为“米杂 ”(mi-rtsa,直译为“人根”),意思是说每个农奴都要有“根”,即都要依附于每个领主之下,他们只能俯首听命,甘受统治。

注3 达维 · 尼尔著,《古老的西藏面临新生的中国》。

注4 周润年、喜饶尼玛译《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注5 Charles Bell: The People of Tibet (董之学、傅勤家译,《西藏志》,商务印书馆 1940年版,第 38页。)

注6 大卫 · 麦克唐纳著,郑宝善译《西藏写真》,民国 24 年版,铅印本,第 167-172页。

注7 《中国西藏》,1991 年第 1 期,第 24 页。

注8 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61 页。

注9 《西藏在校生人数达 53 万人 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96.5%》,新华社,2007 年 1 月 26 日。

注10 《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新华网,2001 年 11 月 8 日。

注11 徐平、郑堆著《西藏农民的生活》,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6 页。

注12 廖东凡、边多记译《格列的三起三落》,《中国西藏》1992 年夏季号,第 19 页。

注13 《人权》2003 年第 5 期,第 54 页。

注14 Tom Grunfeld: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第 189 页。国务院新闻办:《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书,《人民日报》2009 年 3 月 3 日第 9-11 版

逯寒青:《昔日农奴:“度过寒冬的人最懂得阳光的温暖”》,《四川日报》2008 年 4 月 13 日第 4 版

李志晖:《格勒:“没有民主改革,我怎能跟达赖的哥哥平起平坐?”》,新华网 2009 年 1 月 21 日

何振华:《旧西藏不是“香格里拉”》,《人民日报》2009 年 1 月 21 日第 4 版

拉巴平措:《天翻地覆慨而慷》,《光明日报》2009 年 1 月 21 日第 3 版

何振华:《尊重西藏发展的权利》,《人民日报》2009 年 1 月 22 日第 4 版

郝时远:《民主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跨越》,《光明日报》2009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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